今年2月24日，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，将4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。其中，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、IHI子公司和TDK等企业的名字赫然在列，几乎涵盖了日本军工产业的核心。这一消息引发了相关公司股票的迅速下跌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行动并没有直接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，而是从军事企业入手，显示出一种策略性布局，防止日本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政策，从而联合其他国家遏制中国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者刘江勇对此评论称，这是对日本进行的“精准地缘政治压力”，虽然未对双边贸易产生全面干扰，但却让日本的航天、汽车及半导体等产业感受到极大的供应链压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高市早苗自去年当选以来，政治立场愈发明显。她在国会演讲中明确提到“中国在东海和黄海的威胁以及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”，这样的表态在日本历史上极为罕见，以往类似言论仅会出现在防卫省的白皮书中。随后，小泉进次郎在防长会议上宣布计划在与那国岛到曲江地带部署导弹，这一地点距离台湾仅有110公里。这时的问题是，若军工产业受到中国的制约，这些军事部署又将如何落实？去年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65亿美元的11艘驱逐舰订单，而如今韩国的韩华公司却趁机入股了澳方的合作伙伴Austal，使日本在此交易中陷入被动。此外，由于无法得到中国的稀土及军民两用磁体，日本只能选择赔钱交付，甚至选择退出。而韩国也与美国协商核潜艇，顺势接手这一市场。
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日本在生产者和市场双重压力下受到了严重的冲击。日元贬值加剧，国内消费能力降至53年来的最低点。日本去年在美国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产品是抹茶，而传统强项汽车的地位已被显著削弱，比亚迪等中国品牌正在进入日本市场抢占份额。这一切与三菱在中国市场的惨痛教训不无关系。三菱汽车早在2023年就宣布退出中国整车业务，长沙工厂的股权以1元转让给了广汽埃安，实则是将工厂的债务一并转移。

至2025年，三菱还有两家发动机的合资公司将彻底解散，沈阳工厂也将改名，令三菱彻底与中国市场割席断交。经过四十年的耕耘，三菱已然退出，其长沙工厂如今的自动化率达到95%，专注于生产广汽埃安的新能源车型，年产能力也达到了20万辆，生产线运转可谓繁忙。而沈阳的旧厂房则转向新能源电机和动力总成的生产，生意比当年专注传统燃油机时要热闹得多。

回顾三菱的往昔，90年代时它在中国建立了两座发动机厂，4G18发动机成为了“国产神车心脏”，比亚迪F3曾两度夺得销量冠军，巅峰时期几乎所有自主品牌都依赖它的供给。然而，随着三菱对“技术施舍”的心态以及老款车型失去竞争力，长城等品牌则迅速发展起来，三年内便研发出热效率超过38%的新型发动机。而比亚迪在2010年推出的BYD473QB引发了对三菱的全面冲击，最终导致其在市场上的惨败。

2018年，欧蓝德的销量顶峰为14.4万辆，但此后六年内未能推出全新车型，内部中控屏仅有7英寸，连CarPlay的功能都没有。到了2022年，其销量跌至3.36万辆，工厂的产能利用率甚至不足16%。而在新能源浪潮来临之际，三菱依然未能把握住机会，推出了一款换标版的埃安V，全年销量仅为800台。三菱汽车的退场之路，归结于其自满与反应迟缓，正如三菱重工在军工领域被列入管制，这背后是两重卡脖子的无奈。

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日本推动向“东亚安全军事大国”，但在经济与军工能力的双重压力下，她的目标显得异常脆弱。承诺两年不征收消费税的同时，财政收入的来源却成了难题；渴望升息却又不敢;希望贬值却遭到美国的干预，几乎每一条出路都让她陷入窘境。至于替代稀土的其他国家，自己的库存尚且捉襟见肘，又怎能分出资源给日本，短期内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