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当袁永刚把接待市局女局长的任务交给我时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“小伙子，要好好表现哦。”随即，他又提到局里经费紧张，招待费一毛都不会报销。我站在县文旅局的办公楼下，看着手机通讯录里的几家餐馆号码，犹豫着不敢拨打。我的工资卡里仅有四千多块，刚刚房贷扣完，手头只剩下三百块，根本请不起什么高档餐厅，甚至连自助餐都很勉强。不如我爸直接告诉我：“带回来吃就好了，馆子就是用来吃的嘛。”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但也感到一丝不安。我们家的“董记拉面馆”在偏僻小巷里开了二十年，墙上的营业执照边角卷曲，招待市局领导真的合适吗？可我别无选择。傍晚，我开着单位的那辆老旧轿车，把邓瑞芳接到了面馆门口。她下车后，抬头看着那块沾满油烟的招牌，没有说话，自己推门走了进去。我心中预想的冷场并未发生，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完全意想不到。她夹起第一筷面条送入口中，咀嚼了两下，忽然停住了，然后低头盯着面碗中浮着的油花，眼眶逐渐泛红。“你父亲……叫什么名字？”这一问让我愣住。“董……董越泽？”她放下筷子，紧握着桌子的一只手微微颤抖，几乎是从喉咙深处挤出声音：“这个味道…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在灶台后，我父亲背对着我们，手中的面团在那一瞬间滑进了滚水中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他没有去捞，只是将手悬在空中，久久地才慢慢放下，擦了擦围裙。那一刻，三十年前坝上的水仿佛涌上心头，而我还未意识到，我端上的那碗面，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。

那天早上，袁永刚把我叫进办公室，我正趴在工位上整理之前的材料。走进办公室，空调开的冷，令我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他让我坐下，也随之坐下端起搪瓷杯喝了口茶，“市局新来的女局长你知道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这几天单位里都在讨论，称新局长名叫邓瑞芳，是从省里调来的，四十九岁，行事果断。我心中想着，这事和我有何相干，身为办公室主任的我并不属于接待市局领导的范畴。袁永刚一边放下杯子，一边靠在椅背上：“下周二，她来视察。我们这儿是第一个，住宿和餐饮你来安排。”我的心猛然一沉，虽然办公室主任要掌管后勤，但接待市局领导一般都是袁永刚亲自出面，这次怎么就落到我头上了？“袁局，这……规格怎么定呢？”他挥手示意：“家常便饭就行，不用铺张。听说她不太讲究排场。”我本松了口气，他又补上一句：“不过，局里紧缺经费，招待费暂时不能报。你得先垫付。”我正想回应，他却低头翻看文件，显得不愿再谈。我离开办公室后，在走廊里呆了好一会儿。回头，再说这四个字听多了，显然是没下文。科室同事刘姐路过，看了我一眼：“小董，脸怎么这么白？”我勉强一笑：“没事，晒的。”随后回到工位，我打开手机银行，盯着那可怜的余额，四千三百五十二块六毛，扣完房贷后所剩无几，触目惊心。距离下周二，若没有额外收入，我根本无法预订一个像样的包房。中午我没有去食堂，而是回办公室翻了翻通讯录。县城能算得上档次的餐馆，人均消费都在一百元以上。即便不算酒水，三百块能勉强凑一桌家常菜，但万一她要点些什么贵的呢？越想越烦躁，最后我把手机扔到桌上，趴在胳膊上闭目沉思。下班后，我没有直接回出租屋，而是骑着那辆骑了五年的破电动车，绕到“董记拉面馆”。面馆在小巷里，不临主道，门前一棵老槐树遮住了半个招牌。小小的店面里，只有六张桌子，进门就能闻到熬了一天的牛肉汤香气。快要关门时，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我爸趴在门口的桌子边剥蒜。五十八岁的他，满头白发，手粗指甲里总有洗不掉的面粉。我停好电动车，进门后他抬头，对我关心地问：“吃了没？”“还没。”我拉过靠椅坐下。“给你下一碗吗？”“不用，我不饿。”他没有再问，一边剥蒜一边专注地工作。屋内安静得只剩下他剥蒜的声音，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想开口却不知道怎么说。最后，他先问我：“遇到什么事了吗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局里来了个领导让我招待，但不给报销。”他剥蒜的手没停：“多少？”“三百，不够花。”他问我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想问问能不能在你这边吃一顿？”说出来后，我就后悔了，若办公室的人知道我把市局领导带到这种小面馆，估计会被笑掉大牙。可我爸没表示任何反应，只是把剥好的蒜放进碗里，拍了拍手上残留的蒜皮：“来就来呗，馆子就是吃饭的地方。”停顿了一下，他又补充：“不过我不白招待，正常收钱。请领导吃碗面，三十块，剩下的钱你留着。”我本想拒绝，话到嘴边却咽下了。于是我只能答应：“好吧。”那个晚上，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很久。对，我没回家，租了个单间，这样离单位近，方便些。面馆后的小院留给我当好久的避风港。